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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台湾研究集刊》2013.2 诗钟与台湾古典诗社的三次发展高潮 黄乃江 “台湾之广被诗教也，久矣。观其诗社林立，诗家辈出，可知其盛。而台湾之诗社，不惟遍及各县市，甚且遍及各乡镇，尤为全国各省所无之盛况。”［1］台湾诗社林立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些林立的诗社，主要在开展哪些创作活动？台湾何以能形成诗社林立、诗家辈出的盛况？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般认为，台湾诗社林立现象产生于日据时期，其成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外在因素，包括日人的推波助澜、社会环境的安定、报纸杂志的传播等；二内在因素，包括诗人遗老及富豪仕绅沈溺诗歌以自遣、维系汉文于一线、风雅唱和切磋诗文、抬高身份博取美名、沟通声息敦睦情谊等。［2］ 其实，台湾古典诗社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过三次高潮。台湾诗社林立现象的产生，首先应当从文体因素即文学发展的内因去探察，然后才是从社会客体、作家主体等其它因素去寻找。可以说，如果没有诗钟的传入，台湾就不可能产生诗社林立的现象，至少是没有那么早出现诗社林立的现象。 一 根据赖子清统计，明清两代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人入据以前的数百年间，台湾总共创立11个古典诗社［3］。总体上看，明清两代台湾创立的古典诗社并不多；不过，细心观察可以发现，清光绪十一年(1885)建立行省前后，台湾创立的古典诗社达到7个，超过了之前数百年台湾创立的所有社团的总和。它们包括：光绪四年(1878)许南英在台南竹溪寺创设之崇正社、光绪十二年(1886)唐景崧在台南道署斐亭创设之斐亭吟社、光绪十二年(1886)蔡启运在新竹创设之竹梅吟社、光绪十三年(1887)蔡德辉在彰化创设之荔谱吟社、光绪十七年(1891)许南英在台南创设之浪吟诗社、光绪十八年(1892)唐景崧在台北布政使署创设之牡丹诗社，以及光绪十八年(1892)林景商在台北创设之海东吟社。诸社南北交辉，后先掩映，形成了台湾古典诗社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其中，斐亭吟社与牡丹诗社参与人数众多，活动声势浩大，分别成为清末宦台文人及台湾名士在台南和台北的文化活动中心。 为什么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立行省前后会突然喷发出那么多诗社呢？考察清末台湾诗坛，在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立行省前后创立的7个社团中，斐亭吟社与牡丹诗社均以诗钟创作为号召，二社汇聚了唐景崧、王毓菁、林鹤年、陈凤藻、林有赓、施沛霖、熊佐虞、林际平、郑祖庚、刘寿铿、郭名昌、郑篯等清末诗坛的众多诗钟名家，所作辑为《诗畸》，被两岸钟界奉为诗钟创作的圭臬；海东吟社是在牡丹诗社影响下创建起来的少年诗钟社团，该社效法牡丹诗社的创作体例，也以诗钟创作相号召；荔谱吟社则是由彰化县教育界人士发起和组成的、专门创作诗钟的社团；崇正社也开展过诗钟创作，该社主要成员施士洁、邱逢甲、汪春源等，同时也是斐亭吟社和牡丹诗社的核心成员，而且是《诗畸》的著名作者；浪吟诗社的创作活动很少记载，但从它与崇正社、台南南社的脉承关系中可以推测，该社活动内容与崇正社大致相仿；竹梅吟社是个专门创作击钵吟的诗社，但该社主要成员施天钧、林亦图、徐莘田、林馨兰等本身是清末诗钟名家，吴逢清、林鹏霄、黄如许等还直接参与了荔谱吟社的重振，其他如傅锡祺、林幼春、魏清德、郑以庠、曾逢时、林资铨、陈瑚、戴珠光、陈锡金等，后来也都成为日据时期台湾著名的诗钟作手。可见，清代末年，诗钟以绝对优势占据了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它对清末台湾古典诗社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那么，台湾诗钟又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关于台湾诗钟的起源及发生，“台湾太史公”连横尝谓：“诗钟之源起于闽中，所谓‘折枝’者也。每作一题，以钟鸣为限，故曰诗钟。台湾之有诗钟始于斐亭，曾刻一集名曰《诗畸》。顾其时所作，不过嵌字、分咏、笼纱数格。今则愈出愈奇，以余所知者凡有十四”［4］。后此论者对于连氏“台湾诗钟始于斐亭”的说法虽然多有疑异，但是苦于没有找到可靠史料作为证据，只得“暂从连横之说”［5］。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研究进展的是台湾史学专家黄典权教授，其所撰《斐亭诗钟原件的学术价值》曾述及：“笔者十八年前购藏施进士士洁的旧稿多种，其中有士洁《诗畸补遗》手稿一册，册首有《自序》和《巵言》各一篇，都残损不堪。经细检慢读，才找出一些前所未发的‘诗钟’史事，很可补订连氏《雅言》论述所不及。根据施氏的《自序》，台湾近代诗钟的兴起，当不后于清同治四、五年间(一八六五～一八六六)，迨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沈葆祯入台始普遍引起文人的注目。到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唐景崧接任台湾道，乃得普及此道于台湾的文人士流间。”［6］ 其中，施士洁《诗畸补遗·自序》有云： (同治)四年(1865)先大夫(按：施士洁父亲施琼芳)见背，受业于李崧臣师。(中有缺略)师固闽人，雅善诗钟之伎。传经余暇，辄具鸡黍，设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相角。余时壁上观战，不禁羡极。(下多缺残) 广文沈桐士先生……郡斋钟局，强来邀余，不得已随师往。 且曰： 岁甲戌(1774)，海上事起，沈文肃公囗囗命渡台，幕府十余人，皆诗钟健者。暇则作局。台二百年囗囗囗囗制义试帖以外，不知何者为诗钟，至是乃万目共睹，有囗囗囗囗云，詑为异瑞，余时已弱冠，随师遏文肃。自是无役不与。囗囗囗囗囗得于师者十之四，得于文肃者十之六也。 可见，台湾文学一代宗师施士洁，十一岁(1865)就开始观摩其师李崧臣在台湾县学举办的“鸡黍会”，并受邀参加沈桐士在台湾府学所设钟局之诗钟活动；二十岁(1774)时经常参加沈葆祯在幕府所设钟局之竞技斗捷，并且认为自己在诗钟方面所受沈葆祯的影响甚于其师李崧臣。而从施士洁“詑为异瑞”、“无役不与”、“万目共睹”等语看来，沈葆祯在幕府所设钟局的诗钟活动开展得还是比较频繁的，并且引起了台湾士人的普遍关注。 施氏又言： 旋台后，师已久归道山，当日诸先辈囗囗囗囗。我台之士无一解此者。离群索居，㫬将十年。丁亥(1887)唐维卿廉访蒞台［7］，彼此故伎复痒，与诸幕客、寓公辈，重整旗鼓于豸署之斐亭。旋拓署西隙地，筑净翠园，排日觞咏其中。［8］ 这段记述则表明：一沈葆祯幕府钟局的诗钟活动虽然影响很大，但它忽视了对台湾当地士人的培养。在台湾当地士人中，除施士洁掌握诗钟创作的诀窍外，其他“无一解此者”，以致于沈葆祯及其幕府诸公内渡返乡后，台湾诗钟亦随之销声匿迹。这可谓是沈葆祯幕府钟局的一大缺失。二斐亭吟社最初以道署斐亭为活动中心，后来转移至净翠园，该社在社团规模、活动频率等方面均超过了沈葆祯幕府钟局。净翠园是唐景崧为开展诗钟创作而专门辟建的活动场所，唐景崧曾经招邀其幕客及寓台诸公“排日觞咏其中”。三在施士洁看来，台湾诗钟肇始于李崧臣、沈桐士，兴起于沈葆祯，再兴于唐景崧，所以唐景崧在台南道署斐亭创设诗钟吟会之举，被看作是对台湾诗钟的“重整”。换言之，清末台湾诗钟兴盛是大陆宦台文士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李崧臣、沈桐士、沈葆祯等对诗钟“故伎”的传播，就没有唐景崧蒞台时在台南道署的一呼百应。 二 日据时期，台湾古典诗社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发展高潮。根据赖子清统计，日据时期台湾创立的古典诗社总计200个［9］；许俊雅的统计数字为222个［10］；黄美娥则认为“应该超过370个以上”［11］。不过，日据时期台湾古典诗社的发展并不均衡。以许俊雅所列《日据时期书房及诗社增减概况》为例，日据初期即1895年日人入据到1910年的十五年间，台湾创立的古典诗社仅5个［12］；日据中期即19111937日殖当局在台湾全面禁绝汉文的二十七年间，台湾创立的古典诗社达188个，平均每年约近7个，特别是1921年以后，平均每年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可谓突飞猛进；日据后期即1938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八年间，台湾创立的古典诗社为29个，平均每年不到4个，发展速度明显减缓，乃至停顿。所以，确切地说，台湾古典诗社发展的第二次高潮产生于日据中期，它初步形成于1911年，而其主潮则出现在1921年到1937年之间。 为什么台湾古典诗社发展的第二次高潮会初步形成于1911年，而其主潮则出现在1921年到1937年之间呢？比较容易让人想到的原因是：日据初期，日殖当局在台湾一方面实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实行文化统制，台湾文人的日常行动和文化活动受到严密监视与严格限制。经过十五年的抵抗，1910年前后台湾各地武装抗日力量相继被镇压下去，随着武力镇压的结束，日殖当局在文化统制方面也有所松动。1919年10月，日本政府结束了之前一直实行的“武官总督制度”，改派文官到台湾担任“总督府”总督，文化统制政策得到进一步放宽，开启了所谓的“文官总督时代”。1936年9月，日本政府恢复“武官总督制度”，重新由武官担任台湾“总督府”总督，随后日殖当局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全面禁绝汉文。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日殖当局仅仅在入据之初的头几年时间里对台湾士绅实行过笼络政策，而在文化统制方面，整个日据时期从来都未曾放松过，并且呈现出日益紧迫和威逼的态势，即便在“文官总督时代”也同样如此。日人据台之初，对台湾士绅在地方上的声望和影响力非常警惕，为此日殖当局对台湾士绅实行拉拢与笼络，试图让他们为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服务。例如：1896年，第二任总督(1996年6月-10月)桂太郎拟定“颁发绅章制度”，优遇台湾之具有学识资望者，并由第三任总督(1896年10月-1898年2月)乃木希典颁布实施；1898年，日本政客兼汉文学家加藤雪窗、水野大路、土居香国等在台北组织玉山吟社，并有意吸引陈洛、黄茂清、李秉钧等台湾文士参加；1899年，第四任总督(1898年2月-1906年4月)儿玉源太郎创设“南菜园”，广邀三台文士进行唱和；1900年，儿玉源太郎又在“总督府”召开“扬文会”，邀请前清进士、举人、贡生、廪生参加；等等。一些研究者于是便移花接木，把日据之初日殖当局对台湾士绅的拉拢与笼络，跟日据中期台湾古典诗社迅猛发展的原因嫁接在一起，认为日据时期台湾诗社林立现象的产生是日殖当局支持与奖励的结果。 日据之初日殖当局对台湾士绅的拉拢与笼络，其真实用心不过是“期藉联吟活动，潜行思想渗透，推动日本文学，把握民心趋向”［13］，并不代表“日本官员对诗社的支持与奖励”；相反，日据以来日殖当局对台湾文人的吟咏及结社活动动辄横加阻挠和粗暴干涉。日据初期台湾诗人洪弃生在致友人王则澍的信中，就曾写道：“今则时迁地易，九儒仅居十丐之上。彼族之官吏，每以读书为无职业之人，载之户籍，明用稽查。今且悬之禁令。此境此情，何堪回想！弟在此地，非不欲笔耕而墨织。无如举国之人，皆以通译为奇才，而以通诗书为废材，更从何处求徒侣乎！一、二村夫子咿唔度日，每须向所属官厅恳求许可，百不获一，而又限之以短晷，束之以异例。有时官雇之教员一出辄来踞上坐，肆嘲骂，真真牛溲马渤之不如矣。”［14］日据中期连横在与徐旭生书中，亦记：“索居台湾，文网周密，不无投鼠忌器之感。归国以后，倘得一安砚之地，从事修纂，必有可观。而身世飘零，年华渐老，此愿未偿，徒呼咄咄！固知弃地遗民，别有难言之隐痛也！拙著十数种，通史以外，尚有台湾诗乘、台湾语典，尤为十年间苦心惨淡之作。”［15］在这种条件下，台湾文人的行动自由尚且得不到保障，更遑论创立诗文社团。明白这点，就不会产生诸如“日本官员对诗社的支持与奖励，的确是汉诗之所以于日治五十年在文坛上屹立不摇的原因之一”［16］这样的错觉了。 日据中期台湾古典诗社之所以获得迅猛发展，跟诗钟在台湾的重新发现与再次兴起密切相关。日据初期，台湾诗坛流行两类诗歌——“唱和诗”与“击钵吟”。所谓“唱和诗”，即由日本政客组织，台湾文士参与，你唱我和创作出来的诗歌，作品充斥着浓重的奴颜心态和媚日气息，如村上淡堂所组织之“江濒轩唱和”、儿玉源太郎所组织之“南菜园唱和”、后藤新平所组织之“鸟松阁唱和”等。所谓“击钵吟”，即限时、限题、限韵吟作的七言绝句，作品迷漫着浓郁的颓废心理和媚俗气息，如彰化鹿港与苗栗苑裡两地诗人共同创设之鹿苑吟社，先后创作有《鹤梦》、《鸡声》、《张丽华发》、《卓文君眉》、《樊素口》、《小蛮腰》等诗题。针对日据初期台湾诗坛媚日与媚俗气息浓重的状况，1905年连横提出了“诗界革新”的主张，极力“反对击钵吟之非诗”，认为“击钵吟者，一种之游戏也，可偶为之而不可数，数则诗格自卑，虽工藻缋，仅成土苴”，进而倡导一种“于大处着笔，而后可歌可诵”［17］的诗歌创作风尚。 1910年以后，诗钟重新进入台湾诗人的视野，并且为台湾诗坛注入一股阳刚之气。日据时期最先开展诗钟写作的是台南南社；随后，台中栎社、厦门菽庄钟社(亦名菽庄吟社)、澎湖西瀛吟社、台北稻江诗钟会、嘉义罗山吟社、台北芸香吟会、云林斗山吟社、台北瀛社、桃园桃社、新竹竹社、澎湖新莺吟会、台中台湾文社、屏东砺社、台北研社(后更名星社)、高雄萍香吟社、高雄旗津吟社等相继投入到诗钟创作当中。其中，菽庄钟社、稻江诗钟会、斗山吟社等社团最初都以诗钟创作相号召，专课诗钟。所作钟题如《汉、文，凤顶格》《夜、学，蝉联格》《笔、战，蝉联格》《诗可以兴，四点金格》《莲、屈平，分咏格》《郑成功、地球，分咏格》《晏婴，合咏格》《国民性，合咏格》等，往往清新高雅，富含内蕴，融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于其中；作品如“汉高眼底无秦楚，文正胸中有甲兵”(郑虚一，《汉、文，凤顶格》)、“壮烈千秋苏子节，清高万古武侯祠”(黄植堂，《苏、武，鹤膝格》)、“千秋霸气留台岛，廿呎韬形泛海洋”(林开泰，《郑成功、潜水艇，分咏格》)、“诗书历劫残编少，社稷成墟隐痛多”(傅锡祺，《诗、社，凤顶格》)、“家尽禁烟伤介子，剑谁挂树报徐君”(郑听春，《烟、树，蜂腰格》)等，或刚健雄浑，或悲怆沉郁，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刚健挺拔的创作风气，这无疑非常契合连横所倡导的诗歌创作理念。这些社团，还通过日据时期台湾第一大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向全岛征募诗钟或刊登作品，使得诗钟创作风气大开。 1919年1月，台湾第一份汉文杂志——《台湾文艺丛志》(后更名为《台湾文艺旬报》、《台湾文艺月刊》)创刊，该刊“以鼓吹文运，研究文章诗词，互通学者声气为宗旨”［18］，“每月征文征诗(包括诗钟)，刊在志上，诗文题皆有关风俗、教化、伦常、史地、民族精神、人文艺物之题，文宗词宗，亦皆本省名儒硕学，编辑精湛，校对正确”［19］。其后，又有《台湾诗荟》《台湾诗报》《诗报》《三六九小报》《风月》(后更名为《风月报》《南方》《南方诗集》)等相继问世，这些汉文杂志大量刊载岛内各诗文社团的诗钟活动讯息及创作作品，并且面向全岛广泛开展诗钟征募活动，对日据时期台湾诗钟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间，对台湾诗钟发展推行最力者当属连横，他利用《台湾诗荟》“余墨”、《三六九小报》“雅言”等栏目，积极开展“新旧文学论战”，大力提倡诗钟写作，同时猛烈抨击击钵吟创作中存在的媚日与媚俗倾向，为台湾诗钟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在众多汉文杂志以及台湾有识之士的积极鼓吹与有力推动下，日据中后期台湾诗钟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得到迅猛发展。根据笔者查考，日据以来截至1937年底，台湾创立的诗钟社团共计132个、私人诗钟吟会16个，另有社际联吟会、区域联吟会数十个，以及日据时期台湾最大的联吟组织——全台诗社联吟大会，也都开展过诗钟创作；日据末期，又新增诗钟社团15个、私人诗钟吟会9个。换言之，日据时期台湾的古典诗文社团绝大多数都参与了诗钟创作；如果没有诗钟的重新发现与再次兴起，日据时期台湾诗社林立现象就要大打折扣。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日据时期台湾最为风行的文体非击钵吟莫属了，既然这样日据时期推动台湾古典诗社发展最有力的当然是击钵吟，怎么会是诗钟呢？不错，日据时期台湾击钵吟文体的确发展到“今之诗会非击钵吟无诗，今之诗人非作击钵吟之诗非诗”［20］的地步；不过，日据时期台湾击钵吟文体经历过一个体裁扩展及转化的过程。日据初期以前，台湾击钵吟是指限时、限题、限韵吟作的七言绝句，以戊申(1908)仲春刊行、蔡汝修编辑之《台海击钵吟集》为例，该集收录清末至日据初期台湾击钵吟诗共四百余篇，悉为七言绝句。日据中期，台湾击钵吟文体的体裁范畴得到扩展，成为限时、限题、限韵吟作之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律诗的总称，以曾笑云编辑之《东宁击钵吟前集》(1934年3月刊行)及其后集(1936年5月刊行)为例，二集分别搜录日据以来台湾击钵吟诗作“七言绝句之精品达四千首”和“五、七言律诗之精品达二千首”，“堪称日治时期台湾最壮观之击钵吟诗选集”［21］。光复后，台湾诗文之友社出版的《台湾击钵诗选》(周定山编辑，1964年2月版)，及其第二集(洪宝昆、高泰山合编，1969年6月版)、第三集(洪宝昆编辑，1973年5月版)，各收录光复后台湾击钵吟诗作三千余首，则按照七律、五律、七绝的顺序编排，且“律多于绝”［22］，这是台湾击钵吟文体的又一个微妙变化。 日据时期台湾击钵吟文体体裁范畴的扩展与转化，既是连横等台湾有识之士刻意引导的结果，同时也是台湾诗钟充分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前所述，连横向来主张扬“钟”抑“钵”，尝谓：“(专事七绝的)击钵吟为一种游戏笔墨，朋簪聚首，选韵阄题，斗捷争工，藉资消遣，可偶为之，而不可数；数则其诗必滑，一遇大题，不能结构。”［23］并曾讽刺击钵吟诗人云：“作诗能七绝，拈韵怕三肴；有酒皆朋友，无钱便绝交。”［24］比较而言，“诗钟亦一种游戏。然十四字中，变化无穷，而用字构思，遣辞运典，须费经营，非如击钵吟之七绝可以信手拈来也”。当然，不管是击钵吟还是诗钟，都不能代表汉诗的最高创作艺术，只有律诗尤其是七律，才能真正体现作者的诗学功底与艺术造诣。因此，连横提议：“余谓初学作诗，先学诗钟，较有根底，将来如作七律，亦易对耦，且能工整。”［25］在连横等台湾有识之士的积极引导与大胆革新下，日据时期台湾击钵吟文体最终实现了由七言绝句向七言律诗与五言律诗的扩展及转化，从而为击钵吟的发展拓展出一片广阔的空间，并且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不过，诗钟作为学诗的基础，如果没有深厚的诗钟发展根基，又何来日据中后期以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为主旋律之台湾击钵吟的风行呢! 这正是以往台湾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直被遮蔽的东西。因此，日据时期尤其是日据中后期台湾击钵吟的风行，恰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日据时期台湾诗钟发展根基之深厚和影响范围之广泛。 三 1948年开始，日据末期以来中断数年的台湾古典诗社重新又获得发展。根据赖子清统计，从1948年到1960年的十二年间，台湾创立的古典诗社共计32个［26］，平均每年约近3个，其中以1951年为最多，达到6个，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1958年以后才有所减缓。而据廖一瑾教授观察，“目前活跃于(台湾)诗坛的社团，虽不复日据时期的二百余社”“至少亦有七十二社之多”，它们包括“日据时期成立已九十二年的老诗社，或光复后成立的中年诗社，或最近以各地社区(或社区大学)为主轴而成立的诗学班。都有或对内或对外，或小型或大型定期的研讨会或联谊活动”。此外，“每年十二月下旬，由陈逢源先生文教基金会主办，高雄市古典诗学研究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协办的‘中华民国’大专诗创、联吟大会，参赛诸校的中文系亦皆成立诗社”，历年皆参与比赛的学校共计十九所大学，学生千余人。这说明，光复后台湾古典诗社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而且“有日渐蓬勃的迹象”［27］。 光复后台湾创立的古典诗社，有两个特点：一是诗钟社团占据很大比重。根据笔者考察，光复以来台湾创立的诗钟社团至少有43个，它们包括中州吟社、中社诗社、寄社、心社、江滨吟社、玉岑吟社、新升竹意同社、延平诗社、春人诗社、北鸥吟社、六六诗社、寿峰诗社、台铁诗社、角力吟社、竹声诗钟社、莲社、庸社、半闲吟社、瀛洲诗社、芦墩吟社、中兴吟社、梨江吟社、逸社、南庐吟社、文昌帝君吟会、北港诗学研究班、安南吟社、宜兰县文献委员会诗人服务中心、象山学诗会、埔里孔子庙诗学班、花莲诗社、春云诗社、和社、网溪诗社、四可吟社、基隆市诗学研究会、彰化县诗学研究会、嘉义县诗学研究会、南投县国学研究会、“中华民国”传统诗学会、八闽诗社、庆安诗社、全球汉诗诗友联盟会、长青诗社、文山吟社。其中，专门的诗钟社团就有寄社、心社、六六诗社、台铁诗社、竹声诗钟社。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私人吟会、社际联吟会、区域联吟会数十个，以及光复后台湾最大的联吟组织——“全国”诗人大会，都有开展诗钟活动。 二是重要社团的创立者及主要成员大多来自大陆，尤以闽籍人士为众。以在光复后台湾诗坛影响最巨之寄社、台铁诗社、春人诗社、六六诗社、玉岑吟社、瀛洲诗社为例，其创立者和主要成员均为1949年前后渡台的大陆诗人。其中，寄社为台湾电力公司励进社闽籍同仁所创设，成员四十余人，闽籍人士就占了三十余名，民国时期闽地诗钟名家陈实懽、陶芸楼、林贞坚、郑鸿图、陈剑篁、陈元冲、叶沅辰、魏道远等名列其中；台铁诗社为台湾省铁路局闽籍同仁所创设，社员四十一名，除两名本省籍人士外，其余悉为闽籍人士，民国时期闽地著名钟手尤光先、吴语亭、陈琴楼、林仲篪、杨道豫、翁祖扬、张鹤亭、严少颖、姚天觉等参与其间；春人诗社为钱倬、张相等外省籍人士所创设，人数最盛时达两百余人，社友籍里遍及全国二十余省市区；六六诗社为何扬烈所创设，成员二十余人，多与春人诗社同；玉岑诗社为何扬烈、陈祖平、翁祖扬诸氏共同创设，社员三十七名，大多为外省籍人士；瀛洲诗社由六六诗社与玉岑诗社合并而成，推何扬烈为社长，陈祖平、郑庆榆、曾今可三人副之，社员百余名，基本上都是外省籍人士。 光复后的台湾诗坛，诗钟活动可谓一枝独秀，尤其是“大唱”的开展，声势浩大，盛况空前。所谓“大唱”，是闽地诗钟根据活动规模、发唱方式等所作分类，近人王贻瑄有论：“闽中折枝，有大唱与连环唱之别，故二者之诗，亦微有不同。盖连环唱，始于朋侪小集，人众不多，取法又严，翻书卜字，限香完卷，循环钞取，各自传唱，以验功力之如何，似非戋戋于角胜。至大唱则于岁余春始，人事暇逸，或个人或团体雅兴所至，树韵事以相持倡；其简选眼字，标赏征求，人数自多，卷又不限，故有一唱，卷至万余，少亦数千；礼词宗，评甲乙，预定坛坫，择期揭晓，取法近宽。”［28］例如：1953年首春，寄社与《大众诗钟》杂志社联合主办之“人、物，七唱”，得联三千多卷，设正取两门、捐取一门；1954年上元，寄社、春人诗社、六六诗社三社共同组织之“春、夜，七唱”，得联四千多卷，设正取两门、捐取数门；1956年花朝，台铁诗社主办之“新、中，一唱”，设正取两门、捐取十二门，假福州同乡会馆胪唱；1963年5月，台铁诗社主办之“清、明，一唱”，设正取两门、捐取十二门，共选录作品2296联；1971年4月，中社、屏东诗人联谊社、台铁诗社等共同组织之“见、知，六唱”，设正取四门、捐取十二门，共选录作品3539联；1977年端午，台北市福州同乡会、东冶艺集、庾宁朋社共同组织之“海、诗，六唱”，设正取五门、捐取十五门，共选录作品4989联；等等。这说明，1949年前后，随着一大批大陆诗人特别是闽地钟手的相继渡台，不仅为光复后的台湾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还带来了新型的创作活动形式，从而为台湾古典诗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光复以来，台湾诗坛先后还涌现出《大众诗钟》《台湾诗坛》《中华诗苑》《诗文之友》《鲲南诗苑》《师大诗钟》《春人诗选》等古典诗刊，它们大量刊载了台湾岛内各诗文社团的诗钟活动讯息及诗钟作品。其中，《大众诗钟》与《师大诗钟》，还是专门的诗钟刊物。1956年6月，台南大明印刷局出版了清末至光复初期台湾诗钟作品总汇——吴纫秋辑录之《东宁钟韵》；1957年10月，台北中华诗苑社出版了清代以来两岸诗钟作品总汇——张作梅编订之《诗钟集粹六种》；1969年4月，又出版了台湾第一部专门的诗钟理论专著——王嵩昌所著之《诗钟格例存稿》；等等。以上这些，都是台湾诗钟发展到极盛的标志，它说明诗钟在台湾古典诗社的第三次发展高潮中，同样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汪毅夫先生尝论曰：“诗钟的创作活动基本上属于文字游戏。然而，诗钟一体传入台湾后却在台湾文学史上一再发生重要的影响。”［29］从对台湾古典诗社三次发展高潮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诗钟作为一种文体在台湾文学中的独特存在与深远影响。 注释： ［1］曾今可：《发刊词》，高雄：《鲲南诗苑》第一卷第1期，1956年6月发行，第1页。 ［2］黄美娥：《古典台湾：文学史、诗社、作家论》，台北：国立编译馆，2007年7月版，第183-227页。另参考许俊雅：《黑暗中的追寻——栎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版，第1-12页。 ［3］［9］［19］［26］赖子清：《古今台湾诗文社》(一、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台湾文献》第一〇卷第三期、第十一卷第三期，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版，第2013-2044、2780-2806页。 ［4］连横：《雅言》，台南：《三六九小报》第181号，昭和七年(1932)五月十六日发行，第4版。 ［5］许俊雅：《光复前台湾诗钟史话》。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报》第十八期，1989年6月5日发行，第234页。 ［6］［8］黄典权：《斐亭诗钟原件的学术价值》，台南：《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81年第8期，第113、113-114页。 ［7］据考证，唐景崧就任分巡台湾兵备道的时间应为光绪十二年(1886)，同年夏天在台南道署创立斐亭吟社。 ［10］许俊雅：《台湾写实诗作之抗日精神研究——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三十四年之古典诗歌》，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87年硕士论文。 ［11］黄美娥：《古典台湾：文学史、诗社、作家论》，台北：国立编译馆，2007年7月版，第184页。 ［12］另据赖子清《古今台湾诗文社》统计，日据初期台湾创立的古典诗社为10个，分别是茗香吟会、鹿苑吟社、菽庄吟社、竹社、玉山吟社、栎社、咏霓诗社、南社、瀛社、西瀛吟社。其中，菽庄吟社的创立时间有误，该社系民国二年(1913)重阳由林尔嘉创设于厦门鼓浪屿。 ［13］许俊雅：《黑暗中的追寻——栎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版，第5页。 ［14］洪弃生撰：《与王则澍》。转引自汪毅夫：《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4月版，第95页。 ［15］［25］连横：《雅堂先生文集·余集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12月版，第132、265页。 ［16］吴毓琪：《南社研究》，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6月版，第37-38页。 ［17］［23］《台湾诗荟》第十九、一号，1925年7月15日、1924年2月15日发行。 ［18］《台湾文社规则》。《台湾文艺丛志》第一号，民国八年(1919)一月一日发行。 ［20］连横：《雅言》，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2月版，第41页。 ［21］曾笑云编：《东宁击钵吟前集》及后集之出版说明。黄哲永主编：《台湾先贤诗文集彙刊》第五辑，台北：龙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 ［22］周定山：《台湾击钵诗选·编者自序》。周定山编辑：《台湾击钵诗选》，台北：诗文之友社，1964年2月版，书前页。 ［24］转引自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35页。 ［27］廖一瑾：《台湾古典诗社、诗刊现况》。文讯杂志社：《文讯》第188号，2001年6月发行，第44-45页。 ［28］王贻瑄：《折枝传唱》。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合刊：《台湾文献汇刊》第四辑第十五册，2004年12月版，第315页。 ［29］汪毅夫：《闽台区域社会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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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24 11:40
